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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股票可以杠杆”\n宋代毛驴租赁行业更加发达$

日本高僧圆仁大师在唐文宗至宣宗时期入唐求法，他在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中记述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在华见闻：他从盱眙到扬州期间“有九驿，无水路，文书笼驮，每驿赁驴之”。而当圆仁一行抵达海州兴国寺时，寺主煎茶，便雇驴三头，骑之发去。

从圆仁的记载中可以窥见，唐代毛驴租赁十分便利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“共享单车”。事实上，租赁毛驴，正是古人的“网约毛驴”。

晴朗天空下，在河滩滩涂上溜达的一头毛驴

骑驴看唱本：大众化的出行选择

历史上骑驴的名人除了张果老之外，可能要数“高梁河车神”赵光义了。当然，他不是直接骑驴，而是搭乘驴车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中记载赵光义在北伐失败后，“股中两箭，乘驴车南奔”。赵光义打仗可能不太行，但显然赶驴技术不错，驾驴车漂移最终逃出生天。

事实上，早在东汉时期，便有毛驴作为交通工具的记载。《后汉书·张霸传》记载，张霸的儿子张楷因家贫无以维生，常乘驴车至县里卖药，足给食者，辄还乡里。到了唐代，骑驴在诗文中更是频频出现。杜甫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中有“骑驴三十载，旅食京华春”，李贺《苦昼短》中有“谁似任公子，云中骑碧驴”。宋人也将毛驴作为出行首选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处处可见毛驴的身影，写出“细雨骑驴入剑门”的陆游则一人留下了“骑驴诗”几十首。

在《清明上河图》（局部）中可看到毛驴

相较于牛和马，毛驴作为交通工具有其独特的优势。农业社会下，牛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承担耕作任务，因而牛车在普通百姓之间并不流行，达官显贵也不屑于使用牛车，认为有失身份。骑马和马车则是身份的象征，正所谓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。况且在唐代并非所有人都可以骑马，《唐会要》记载：

“乾封二年二月，禁工商不得乘马。”

所以，便捷廉价的毛驴就成了普通百姓主要的出行工具，唐宋时期，发达的市民经济也由此衍生出了共享毛驴。

木雕《仙道》

共享毛驴的诞生背后是租赁业的发展。在乘驴的需求下，毛驴的租赁行业也日益兴盛。首先是官府在驿站中专门设驿驴，以供百姓租赁出行。《通典》记载唐代时：

“东至宋、汴，西至岐州，夹路列店肆待客，酒馔丰溢。每店皆有驴赁客乘，倏忽数十里，谓之驿驴。南诣荆、襄，北至太原、范阳，西至蜀川、凉府，皆有店肆，以供商旅。”

唐代的民间毛驴租赁行业也同样发达。《册府元龟》记载：

“京兆府奏，两京之间，多有百姓僦驴，俗谓之驿驴，往来甚速，有同驿骑。”

宋代毛驴租赁行业更加发达，街头巷尾的租驴店比比皆是，不仅方便快捷，而且价格低廉，受到大众的广泛欢迎。宋人王得臣在《麈史》中记载“京师赁驴，途之人相逢无非驴也”，宋代官本杂剧也有“三偌一赁驴”的唱段。

骑唇岂对马嘴：租赁契约的格式内容

毛驴租赁不同于房屋车船等死物，在租赁事项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更多。

以敦煌文书S.1403号《戊戌年令狐安定雇驴契》为例，契约全文如下：

戊戌年四月廿五日，洪润乡百姓令狐安定，为缘家内欠少人力，遂雇同乡百姓员昌驴一头，白紫（色），八岁。其驴限至来年正月末还本主。若路上有贼打病死，一仰雇人承当。若非理打损，雇人不管。一定已后，不许先悔。如先悔者，罚麦五驮，充入不悔人。恐人无信，故立私契，用为后凭。

从契约格式内容可知，在确认契约订立时间和租赁人信息后，毛驴租赁首先要明确租赁目的，即充作劳力抑或是作为交通工具。如宋《淳化二年敦煌陈流定雇驴契》中亦写明“为往肃州取债，雇洪池乡王再昌驴一头”。

其次需要指出租赁毛驴的体貌特征，诸如“白紫（色），八岁”等描述，保证租赁结束后据此确认是否有调包行为，或中途走失后可依此寻回。

再次是规定租赁期限长短及租金支付方式。根据租赁方式的差异，长租则直接言明归还日期，如《戊戌年令狐安定雇驴契》中规定“至来年正月末还本主”；抑或是根据行程目的地确定归还时间地点，《高昌延寿四年赵显祐租驴券》中记载“要到高宁城，依时还送”。长租的租金有时会直接出现在契约中，如《吐蕃统治敦煌时期驴马雇契》中写明“雇价青稞三石，限至来年秋还”，有时则隐去不列。

在长租之外还可分时进行月租乃至日租。敦煌文书P.3155号《乙未年赵僧子典驴契》中约定“断作雇价每月乾（干）麦五硕，春硙（磨麦）一十五日”。除此之外也有通过“日租金麦二斗”的形式来实现短租。

复次，则要明确租赁期间毛驴发生损伤乃至死亡的责任归属问题。《戊戌年令狐安定雇驴契》中写明：

“若路上有贼打病死，一仰雇人承当。若非理打损，雇人不管。”

《乙未年赵僧子典驴契》中亦规定：

“若驴忽有贼盗、病死，一仰雇人抵当；若将驴非理使用，雇人须倍（赔）价。”

最后为防止订立契约双方中途违约，还需言明违约金数额及处理办法。《戊戌年令狐安定雇驴契》中明确“如先悔者，罚麦五驮，充入不悔人”。而为了保证租金及违约金可以按契约支付，甚至会引入家人承担连带责任。宋《淳化二年敦煌陈流定雇驴契》约定：

“驴若有损，雇人自填；若身故，妻男代还。”

在以上契约内容确认无误后，契约末尾往往还需明确订立契约的目的乃是“恐人无信，故立私契，用为后凭”。同时附上订立契约双方及见证人的姓名画押，保证契约的法律效力，以备日后见官裁决时证据确凿。

就坡下驴：共享经济的探索先声

在租赁模式的发展中，宋人已经萌发了会员制优惠的理念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汴京已经出现了专业的马匹租赁组织“赁马社”，在社中“常客减两成租金”，且为常客提供“马匹保养、鞍辔更换”等免费服务，非常客则按次收费且价格更高，堪比今天的VIP专属福利。

租赁行业的从业者在自由竞争的压力下也更加主动招揽顾客，清代《扬州画舫录》记载：

“钞关码头轿夫争揽生意，呼喝如市。”

为了争抢生意，乾隆年间甚至发生了因租轿拼单而闹出抢座纠纷的“轿夫血案”，堪称古代版“共享刺客”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清政府也不得不对租轿行业进行管理，《大清会典》就规定“民间轿行须向州县申领‘轿帖’，违者罚银”，以此实施监管，避免无序竞争。

伴随着行业淡旺季的更替与具体场景的变化，租赁行业的从业者也会适时进行变通，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。明代文人袁宏道在他的游记中提到，虎丘中秋夜时“游人赁轿如云，轿夫索价三倍常日”，可谓妥妥地坐地起价，活生生一个“租轿刺客”。遇到雨雪等恶劣天气时，轿夫加收“泥钱”，价格同样要比平日上涨许多。除此之外，一遇婚丧嫁娶等特殊场合，轿夫也会趁势索取“彩头钱”。《清俗纪闻》记载“丧轿加银五钱，以避晦气”，可见古人的经济头脑丝毫不逊今天。

但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即便古人在共享经济领域已经做出了诸多大胆尝试，但在技术的限制下，契约精神的遵守更多依靠立约双方的人品优劣，为此，古人别出心裁地发明了诸多仪式来强化这种契约精神的感染力。例如在租驴契约订立过程中，立约双方和担保人会以手蘸朱砂混驴血来进行画押，以示对契约神圣性的认可和强化。在契约履行过程中，雇佣者连带担保人以自己的社会形象作为抵押，一旦违约便立刻在邻里中“社死”。对于古代绵密的人情社会而言，这种风险无疑不亚于今日的监控曝光。